进入九月，秦国又沸腾了起来。
往年，秋收过后再种上麦子，就一天天冷了。白茫茫的一片秋霜下过后，秦人就进入了漫长的窝冬期。直到来年二月，人们才从土窑里茅棚里瓦房里的火炕头走出来，度春荒，备春耕。通常年景，冬日小半年没有战事，没有徭役，没有劳作，几乎就是整个国家的冬眠期。
古老的蛰伏传统，被卫鞅的新法令搅乱了。冬天来临之前，秦国要全面推行新田法。有什么比土地更揪人心？非但是农人牧人，就是宗室贵族和勋臣元老，也有自己的封地和依附隶农，国家官府也有山林水面和耕地，商人和工匠也有祖先留下来的土地。如今要推行新田法，要重新分配土地，朝野上下真正是激动起来了。从渭水法场，人们看到了国府变法的强硬决心，开始真正相信新法令的威严了。最要紧的是，勤劳忠厚的农人牧人和国人，都感到了惩治疲民和私斗治罪后骚扰绝迹，村族邻里大为安定的绝大好处，从内心开始真正地拥戴变法了。甚嚣尘上的朝野怨声，随着秋季的到来，渐渐平息了下去。推行新田法，民众更多是兴奋不安，封地贵族则更多是忧虑。
对于卫鞅的左庶长府，秋天是个更忙碌的季节。
废除井田制，推行新田制，是全部变法的轴心环节，是变法成败的根本基石。全府上下从八月开始，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。国府吏员在左庶长府穿梭般出出进进，信使探马流星般往返于栎阳和各郡县之间。卫鞅的书房彻夜灯光。国事厅里，景监带着文吏班子昼夜连轴转。面对这千古大变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
井田和奴隶，是两样老古董。
从五帝最后一个的大禹，再到春秋战国，近三千年以来，井田制和奴隶制一直巍然矗立，是中国近古社会框架的泰山北斗，是三代诸侯制的柱石。井田制和奴隶制共生共存，井田制是奴隶制的框架，奴隶制是井田制的依附。两样老古董，根基是井田制。走出洪水时代的初期，井田制是一种伟大的发明。它依靠早期国家的强制力量，消除了无序争夺的大灾难，把零散无序的农人们编织在一个框架里，努力耕作，抵御灾害，和谐相处，收获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唯其如此，井田制很快站稳了脚跟。
井田制有一个根本缺陷：农人分得的土地，只能耕种，不能买卖或做任意处置。用后人话说，是国有私耕。《诗经》说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说的正是井田制时代的人地关系。国王（国家）在需要的时候，既可以没收农夫的耕田赐给别人，也可以剥夺诸侯贵族的封地。平民犯罪，更是理所当然地没收田产，包括将犯罪者及其家人没收为官府奴隶。也就是说，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在中央官府。平民耕种的井田、贵族拥有的封地，都永远不许私自转让，自然更谈不上自由买卖了。
井田制行之既久，滋生出了一个依附群体——奴隶。
有了土地，就得有人耕种。随着贵族土地的拓展，仅仅靠井田制内原本庶民为劳动力，就明显不足了。于是，国王、诸侯、卿大夫们，就把战俘、罪犯、灾民，以及因各种原因依附于他们的穷困庶民，强力安排在自己的封地上劳作；收获之时，劳作者除了留下仅够生存的物品，收获物全部上缴土地主人。这些连土地使用权也没有的劳作人口，就是奴隶，也叫作隶农。他们没有官府承认的自由民身份，官府“料民”（户籍登记）也不登记他们入册。他们的身份，只存在于主人的“奴籍”之中。来源于战俘和罪犯的奴隶，脸上还烙有或刺有主人家族特有的徽记，即或脱逃，也无处容身。千百年下来，井田制和依附的奴隶制，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。就土地数量而言，自由民耕作的有公田与自耕田之分的那种典型的井田，已经远远少于由隶农耕种的私家井田了。
这种被强力禁锢于井田中的无偿耕作者，是奴隶人群的主要部分。
另一种奴隶，是劳工奴隶。这种奴隶，分为官府奴隶、家族奴隶、作坊奴隶等，来源也是战俘、罪犯及其家属族人，以及穷困灾难之沦落者。官府奴隶除做仆役外，就是在官府工程做苦役，时人谓之小臣。家族奴隶，以私家仆人居多，亦有劳作奴隶。作坊奴隶，则是富贵的商人工匠家族的无偿劳作者。这几种奴隶，是奴隶人群的次要部分，其存在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。
春秋战国时期，随着人口增多，商品交换发达，土地质量恶化，以及频繁的战争、政变等因素，自由民由官方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，隶农依附的私家井田则越来越多，社会重新出现了人欲横流的无序争夺，井田制已经是千疮百孔了。一些显贵家族以强力掠夺、金钱买卖、没收罪犯、吸附自由民人口等手段，聚集了大量土地，成为许多诸侯国的新兴势力——新地主集团。
另有诸多大商，也用金钱买得了大量土地与依附奴隶，同时成为新兴地主。新兴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与人口，日渐主宰了许多诸侯国的政权，对“王权——井田——奴隶”这种旧的生存方式形成了巨大威胁。新兴地主群要拓展私家政权基础，就要不断扩大自由平民数量，就要使土地成为可以流动的财富。旧的
六、变法轴心：废除井田制与依附奴隶制(1/3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